春天时，听完了杰森·萨默的《什穆尔的桥：跟随我的幸存者父亲回访奥斯维辛》的有声书。再读实体书时，已是初秋。

　　新冠的第三个夏天太美丽，忙着旅行、享用花草瓜果，不宜也不应该阅读这样严肃、凝重的书。疫情虽然没有结束，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恢复了从前夏天的活动。最明显的，便是旅行。回故乡，或是就地重逢，或是前往陌生的远方。旅行，是人们制造或者寻找记忆的地方。

　　然而，一进9月，天气转凉，空气似乎也便凝重了起来。9月18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PBS）上播出了知名纪录片制作人肯·伯恩斯的纪录片《美国和大屠杀》（United States and the Holocaust），三集，六个小时。九·一八，中国人自然会想起“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大屠杀题材，看的是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四集电视剧《大屠杀》。那之后不久，在长江航船上读到了《安妮·弗兰克日记》。在美国读书期间，去欧洲参加过一次上海前犹太居民的会议，从那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幸存者的后代说，他们很多人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大屠杀”这个题目，一下子具体化了，变成了家族树上断裂的链条。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他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的出生地，位于乌克兰境内的罗夫诺，却一直不愿意前往访问。后来，他的女儿范尼亚·奥兹代他前往。他的小说《轻抚水，轻抚风》（Touch the Water, Touch the Wind），对在德国文化中侵染多年，却一夜之间沦为流亡者，在黑暗的森林中藏匿逃生的犹太青年充满了温柔的同情。

　　美国新锐犹太作家乔纳森·萨弗兰·弗尔的成名小说《了了》(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以小说和纪实两条平行线记录历史——小说这条线描绘大屠杀发生之前的犹太社区，纪实这条线跟随着作者，寻访这个犹太社区残存的蛛丝马迹。

　　疫情初期时，我们翻译了哈佛大学的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Books）。走近祖辈的故乡时，丹穆若什说：如果他的高祖没有离开波兰，他们这个家族的结局就会是奥斯维辛。

　　关于大屠杀的电影汗牛充栋，但电影毕竟是大众娱乐，即便是描写残酷，最后也还是给予人希望。大屠杀电影更多的是生还、幸存的故事，和《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冒着风险拯救犹太人生命的英雄故事。犹太人有一句谚语：拯救一个人，你就拯救了整个世界。辛德勒雇用犹太工人，起初是为了利润，然而，拯救的，却是犹太人。工人。人。扮演辛德勒的时候，我们从他眼中，看到了真正的悲悯。

　　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母亲死于奥斯维辛，父亲从毛特豪森集中营生还，战后父子重逢。但他拍摄的电影《钢琴家》，展现的却是音乐超然于战争、炮火和苦难的力量，和柔弱、瘦削的钢琴家的生存故事。

　　和杰森·萨默父亲的故事最接近的是《波斯语课》。一名犹太青年谎称自己是波斯人，结果集中营的德国军官请他教波斯语。他不得不伪造波斯词汇，用的全是集中营中的囚犯的名字。这部电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电影艺术家们根据一篇德国小说拍摄的，电影中的词汇/囚犯的名字，是实有其名的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字。电影是虚构的，纪念的，却是真实的人。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都只是大屠杀故事的很小一个部分。亲历大屠杀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生还。生还的人里，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的人，如因为写大屠杀回忆录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埃利·维瑟尔、同样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列维，在写作的同时，都带着深深的“幸存者罪恶感”。

　　与此同时，学术界和民间仍旧有很多人是“否认派”，他们坚信，其实，大屠杀根本就不曾发生过。

　　肯·伯恩斯的纪录片，提醒我们，虽然二战已经结束七十七年，人们依旧需要回忆，需要反思。

　　杰森·萨默的回忆录，和这些回忆录、小说和电影都有所不同。幸存者是他的父亲杰伊，而不是他本人。他陪着幸存者父亲，回到那些残酷的历史发生的原地，重新建构了父亲的记忆，寻找父亲的弟弟、作者的叔叔什穆尔跳车之后饮弹死亡的那座桥，亲眼目睹了父亲搜索记忆的过程，并且扛着一台录像机，将他们的旅程一一记录了下来。因而，他的回忆录，既是回忆，又是目击回忆，是关于回忆的回忆录，remember the remembering，以及关于回忆的反思：我们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最早听说杰森·萨默，是因为他和我的朋友张洪凌是长期的合作者，2008年就翻译了《黄金时代》，最早将王小波的作品介绍给了西方读者。他们还继续合作，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2001年，杰森·萨默和他的父亲杰伊一起飞往布达佩斯，开始了他们的回忆之旅。他们从杰伊的出生地开始，然后沿着1944年的铁路线，寻找“什穆尔的桥”，然后一直前行，走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杰森父亲的出生地叫穆卡切沃，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地处多国交界之处，历史上曾经从属过不同的“国家”——匈牙利、捷克、乌克兰，还被纳粹占领过。同一个地区，却有不同的叫法：匈牙利语，Munkacs；捷克语，Mukacheve；乌克兰语，Mukachevo——穆卡切沃。

　　杰森和父亲旅行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找什穆尔的桥——运送杰森的叔叔、父亲的弟弟什穆尔到死亡营的列车开到一座桥上，什穆尔从桥上跳入河中，又从河里跑上岸边的田野，逃跑时被纳粹士兵枪杀。出发之前，杰森就做过功课，根据不同资讯，推断哪一座桥是什穆尔跳下火车、跌入激流的那一座桥。

　　寻找过程中，杰森不断自省：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寻找桥是为了寻找记忆，重构历史，重构记忆。在历史和记忆中，什穆尔就复活了。——不是真正的复活，而是一种纪念。杰森用的词是memorial，翻译成中文，不是一个词，而是多个词——既是一种纪念碑，也是一种仪式；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象征。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衣冠冢”，但它既是一个具体的衣冠冢，也是精神的衣冠冢。

　　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什穆尔的桥。父亲说：“我们看过的所有的桥里，我们看过的为数不多的桥里，这座桥最有可能就是什穆尔的桥，因为水够深，桥也够老——这儿没有人碰过，也没有人改动过，而且，还有这么大一片开阔地。”

　　杰森认为，父亲的话，说出了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事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他们周围所看见的。一道长桥，一条足够深的河流，一大片开阔地。什穆尔能够跳下火车，游泳过去，游到他能够上岸逃跑的所有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

　　杰森·萨默是一个诗人。他曾经写过很多诗，书中写的故事，他都曾经以诗的形式记录过，涉猎过。每一章的开篇，他都引用一节诗。在他们“决定”已经找到了什穆尔的桥的时候，他觉得他父亲似乎在珍藏这个瞬间——父亲杰伊是一名教师，因为讲述大屠杀而被命名为“全国年度教师”。但在认定“什穆尔的桥”这个瞬间，他不愿意暴露自己，哪怕是为了用大屠杀来教育人类这样崇高的目的也不行。眼前的风景——桥，山，河流，田野，还有在头脑中重构的跳车、游泳、和在枪林弹雨中逃跑——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这不是讲课可以使用的素材。

　　什穆尔的桥具体在哪里，其实无关紧要。时间，地点，什穆尔那一天勇敢逃跑、饮弹身亡的行动，找到了这样一个在时空上都符合的点，父亲和儿子就已经达到了来这里的目的。

　　父亲说：“那些孩子们踢球的地方，他可能就是在那儿中弹的。”这样的时刻，作者就觉得忐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

　　这时开始下雨。“就像哭泣”，父亲说。杰森一直在用摄像机记录父亲，父亲在镜头前泣不成声。杰森的第一个念头是把它删掉，但他仍然继续录着，因为父亲觉得他们应该为更多的听众录制这些材料，但这也是为他们自己，而他们其实却并不想记录这个时刻，以后也不想看见他父亲这样精神崩溃的样子。

　　儿子说服自己：我们纪念什穆尔，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我们给虚无输入时间，这样什穆尔就有了价值。

　　他们的向导说，刚刚他们在桥上的时候，乌云密布，阴雨连绵。等他们离开时，天放晴了。

　　居住在多族杂居地区的人多有语言天赋，杰森的父亲杰伊就懂五六门语言，来美国后又继续学习，一直学到十门。《波斯语课》中的犹太人靠虚构的语言生存，杰森父亲则仰仗自己真实的语言天赋也为自己多谋了一条生路。

　　和很多犹太人一样，杰森的父亲被送上了拉牲口的火车，他就这样坐着拉牲口的火车到了劳改营，而不是集中营、死亡营。在劳改营中，杰伊和一个同伴偷偷撕掉犹太人黄色标记，拿着偷来的工卡，逃了出来。如果被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或者干脆是一颗子弹。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他的鼻翼，帮他把鼻翼缝回去的不是外科医生，而是一名鞋匠。

　　战争结束后，杰伊所在地区由苏联接管，他因为懂多种语言，成了苏联红军的翻译官。穿着没有军阶的苏联红军军装，他还接受了一批德国人“投降”：战争即将结束时，一批德国士兵和大部队脱离关系，杰伊骑着的摩托车坏了，他一个人独自推着摩托车步行时，这些德国士兵请求向他投降。杰伊心神不宁地接受了他们的投降，然后领着他们走向红军司令部。途中，俘虏们还轮流帮着他推着摩托车，一直推到红军驻扎的村庄，完成了“投降”。

　　但这次“壮举”，像他生命中很多其他事件一样，都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关头。一念之差，他就会失去生命。幸存者的幸运，是无数次生死关头的叠加。

　　然而，幸存者，总会有幸存者的后遗症。杰森观察到，他父亲对护照和国界十分敏感，哪怕手持美国护照，每次过国境他都紧张万分；另一个后遗症，就是怕挨饿。经历过饥饿的人，永远担心再次挨饿。杰伊随身总是带着吃的，哪怕是在美国，他的车里也总是有吃的，黑麦面包，拿来犒赏自己的软面包，每时每刻都有食品，免得再次挨饿。

　　杰森和父亲一起来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有很多来访者，周围的人都按语言分团，互相搭讪。“我不时能够听懂一两个字，因为知道上下文，很容易听懂对话的主题。”对此我也有体会——当年考博士资格考试，法语阅读翻译，老师给的就是一篇关于大屠杀的文章。读这样的文章，语言本身不是很重要，残酷的历史会冲破所有的语言障碍，劈头盖脸地冲到你面前。

　　比克瑙的焚尸炉前，囚犯们被分类，往右走的最终将进入焚尸炉，往左走的“幸运儿”将成为苦工。这里的墙上有什穆尔的名字，虽然他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已经跳车身亡，还有很多他父亲一方的亲人，只有他的父亲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杰森这一代仅仅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母亲一方的家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

　　电影中看过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囚室，拥挤，简陋，肮脏，悲惨、绝望、瘦削的囚犯，殴打、饥饿、毒气室、死亡，盖世太保，因为各种才能——年轻女性，音乐，智慧，狡黠——成为杀手帮凶的“幸运”的囚犯，残酷的挑选过程，最后却无可避免的死亡，还有美军或苏军终于到达时，骨瘦如柴的幸存者脸上的欣喜或者麻木……看多了这样的形象，我感激杰森的文字，写得冷静，平淡，尽量不去刺激他的幸存者父亲，也不想刺激我们，因为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可怕，他并不想让我们陪着他的家人和父亲再次经受情感折磨。

　　但杰森还是想让我们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包括一对恋人的故事。这对恋人都各有其长，她懂很多门语言，他是一个机械师，都因为自己的才能而有些在集中营中四处活动的“自由”，然后他们便相爱了。他们甚至还伪装成一个集中营看守和囚犯逃了出去，在外面自由生活了十四天，却还是没能逃过纳粹的天罗地网，最终还是被抓回来，遭残酷处死。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访问奥斯维辛，去了，我也不知道我会如何反应。杰森写到一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来访者，很自作聪明地说：这地方年久失修，“你们犹太人”应该出钱修缮。

　　“你们”和“我们”，泾渭分明：世界各地随时都有语言、文化、种族、领土的纷争，复杂的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构成，政权更替，不同的帝国统治过这个地区，有过各民族和平共处其乐融融的时代，也有希特勒大屠杀这样的极端悲剧。

　　我们是在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小时候经历过物质贫困，但总体上算是一帆风顺。然而，新冠和俄乌战争在前，我们都没有资格再说自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了。我们天真地以为世界在一步一步变好，最终的目的地必定是世界和平、人类大同。新冠和俄乌战争却提醒我们，就算最终目的地确实如此，通向那里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而曲折，中间还会走回头路。

　　瘟疫和战争在人间肆虐，酷暑和严寒、干旱和洪水同时不合时令地出现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却依然平静地生活着，总觉得灾难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依然苟且偷生，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现实，或者敦促掌握权力的政府改变政策。

　　杰森的父亲在死难的兄弟什穆尔面前感到内疚，杰森因为父亲的内疚而内疚，而陪伴父亲寻找什穆尔的过程，也是一种纪念的过程。

　　每一部回忆录自然不同，因为回忆都是非常个人的。但杰森·萨默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关于回忆的回忆，回忆的同时，又有对回忆者的关切，以及关于回忆是为了什么的思考。就像作者自己说的，他们的回忆之旅，他们讲述幸存者的故事，是为了让这一切永远不再发生。Never again。